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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12月的一个夜里，大阪一户人家的榻榻米上淌满了血。一个21岁的新娘，用一把小刀割开自己的喉咙，死在丈夫身边。
丈夫是陆军中尉井上清一，正在休婚假。九一八之后队上来了命令，要他去中国东北，据记载他闷闷不乐，动了不想去的念头。妻子井上千代子把这份犹豫看在眼里，选择用自己的命把它抹掉。
这桩事没有被当成一场家庭惨剧收场。不久后，它被拍成电影并在全国上映。日本女人为了把男人推上战场能做到什么地步，这一夜只是开头。
榻榻米上的血，不久后成了全国上映的电影
千代子留下一封遗书，题目叫《军人妻子之鉴》，据称长达上万言。中心意思很简单：为了所谓圣战的胜利，为了不拖累丈夫、断掉他的后顾之忧，她只有一死。
据记载，遗书里还有这样的话——她心里充满喜悦，喜悦的是能赶在丈夫出征前一天先离开这个世界，让他从此不必再牵挂她。
这封遗书没有留在家里。消息先见于大阪的报纸。
随后军方刊物《偕行》以通栏标题称她为“昭和之烈女”，说她的死让出征将士士气大受鼓舞。
日本皇后亲自出席为她办的追思集会，称赞她是发扬日本妇德的光辉典范。
两家电影公司用惊人的速度把这件事拍成片子，在全国上映，还把拷贝空运到侵华前线，放给士兵看。
从地方新闻到国家仪式再到大众娱乐，一条线走完，中间没有一处是自然发酵。军队要的不是眼泪，是下一批肯上船的人。
那个被她推上船的丈夫，后来做了什么？
1932年9月16日，日军在抚顺平顶山屠杀3000余名中国平民，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，活着爬出来的只有45人。目击者看见现场有个日本军官高举战刀下令射击，日本女性史学家泽地久枝考证认定，那就是井上中尉。
一边是被全国传颂的“喜悦赴死”，一边是三千条命换四十五个幸存者。这两件事之间，只隔着一次出征。
井上清一战后回了日本，1969年病死在大阪。川上精一是更高指挥官，井上清一是在现场下达射击命令的人，二人的责任与结局并不相同——发动战争的体制，就这么被摘干净了。
系着白围裙的主妇，人数冲到2149万
千代子的葬礼还没凉透，她的死就长出了一个组织。
给井上夫妇做媒的那位大阪主妇借着这股风头，1932年3月在大阪一所小学里开了成立大会，喊出的口号是后方妇女要和男人并肩撑起国防。
同年10月，大会开到东京，七百多名妇女到场，好几位陆海军高官坐在台上，名字正式改成“大日本国防妇人会”。
它的口号很家常，叫“国防从厨房开始”。制服也家常：白色割烹着围裙，斜披一条写着会名的白宽带。
就是这身买菜做饭的打扮，站到了车站月台上、码头上、征兵告示牌下面。
膨胀的速度比日军的战线还快。1932年成立时不过数百人，到1940年是922万人。
1942年2月，政府把它和爱国妇人会等团体并成“大日本妇人会”，会员一口气冲到1900万，1944年3月达到2149万。
当时日本总人口七千余万，20岁以上的成年女性大约两千万。这个数字意味着，全国的成年女人差不多被一网打尽，家里有没有人出征，都得系上那条围裙。
她们干的活叫“铳后奉公”。往前线寄慰问信、装慰问袋，送出征的走、迎“凯旋”的回，替阵亡者收殓遗骨，慰问遗属。
节约、储蓄、回收资源、捐钱造军机。连头发和衣服都改了——停止烫发，剪掉和服的长袖，把家里的羊毛捐出去。
最有名的是“千人针”。一块布，一千个女人，一人缝一针，做成护身符塞给出征的士兵。街口站着一排系白围裙的主妇拉住路人求一针的时候，一个想临阵退缩的男人根本没有地方可躲。
她们以为自己终于走出了厨房
日本女人变成这副样子，不是一夜之间。
明治以来的女子教育，目标就是培养“良妻贤母”。学校里教家政、裁缝、插花，政治、经济、法律是男人的事，女学生不许碰。
学者李炜的判断是，后来那个“军国之母”的形象，正是踩着这套教育的底子被人为造出来的。
造的手法很具体。文部省在1934年和1941年两次改教科书，往里塞进“大陆与我”“国民皆兵”“特别攻击队”这类内容。
1941年出台的《国民优生法》，正式把“军国之母”“军国之妻”写成了名词。1942年又发《家庭战阵训》《母亲战阵训》，要求妇女照着榜样生孩子、养出“皇国”的儿子。
李炜点出的那层悖论最刺人：不少日本女性并非被迫，她们心里那点想争男女平等、想被社会承认的劲头，恰恰被利用上了。参加妇人会、进工厂、上讲台，在她们看来是终于走出了家门，被人当回事。军部要的就是这份主动。
代价是命也照赔。1940年11月，陆军一所航空通讯飞行学校开成立大会，22岁的女学生藤田多美子去参加，四天后跳进校园里的一口古井。她留下的遗书说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来祈祷这所学校无一人牺牲。
还有生不出孩子的妇人写信自责，说自己没能给国家生个男孩，连女孩也没有，恨不得把自己碎了才好。
到了后期，走出厨房的路直接通向车间。据研究统计，1944年在军工企业干活的日本妇女约400万人，1945年增到约600万。她们进飞机厂和煤矿，做从前男人做的重体力活，只培训一周左右就推上流水线。
1944年日本飞机年产量冲到28000架的顶点，可这批赶出来的东西粗糙滥制，很多根本飞不利索——熟练工都被征走了，剩下的手艺，一周教不出来。
有个在航空补给厂做事的女青年远藤年子，最得意的是每天亲手给“特攻”机加油。战败那天她哭了，缓过来之后仍然说自己的青春没有悔恨。她加满的那些油箱，装着的是一去不回的人。
战败第十一天，政府替她们安排了新去处
坊间常把这些手段归成三条来讲，听着齐整：拿死人立榜样，拿围裙织罗网，拿工厂榨到底。
真翻史料，从一条遗书到2149万人的白围裙，再到六百万人的车间，哪一条也不肯单独收场。而收场的方式，比开头更难看。
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。11天后，8月26日，政府牵头成立了“特殊慰安设施协会”，注册资金一亿日元。
公开说法是要为民族的纯洁做一道挡住狂澜的防波堤，实际是给美军提供性服务的机构，后来被称作国家卖春机关。
它跟战时日军在中国和亚洲各地设立的慰安妇制度是两回事——那套制度的本质是性奴隶制，各国妇女是被强掳、被欺骗、被逼进去的，这一点没有任何回旋余地。
招人的办法是登报，广告写得体面：招涉外俱乐部女事务员，包吃住、发服装、高薪，限18到25岁。
通过虚假广告招募，许多应聘者受欺骗进入。最多时从业的超过7万人。
1946年3月，占领军以公开卖淫背叛民主理想为由要求关门，日本政府照办。55000名女子被遣散，没有任何补偿，带着一身疮痍被推到街上，不少人只能继续留在色情行业里讨生活。
前一年还被叫作“军国之母”、被写进《母亲战阵训》里当榜样的，就是这批人。捧她们的是这个政府：报纸上的烈女是它做的，电影是它拍的，广告也是它登的。要用的时候是国家的母亲，用完了连一张遣散凭据都没有。
日本女人到底有多坏？这话问的其实是那套把女人当燃料的机器有多狠。有人是被教育塑造的，有人是主动往前迈的，也有人到死都以为自己在做善事。可无论哪一种，账最后都记在了别人身上。
那些围裙、那些千人针、那些空运到前线的胶片，看着都不沾血。血是在抚顺流的：井上千代子死在榻榻米上得了个“烈女”的名号，被她送上船的那个人，让一个村子只剩下45口活人。这笔账，我们记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