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国德国18人旅游团来北京看升旗,凌晨3点起床,看完后全车人沉默了
导游小赵把两个团拼在一起的时候,心里就犯嘀咕。英国来的九个人,德国来的九个人,一共十八个,谁也不认识谁。凌晨两点半,大巴停在酒店门口,英国人在左,德国人在右,中间隔着一条过道,像隔着英吉利海峡。
三点整,小赵举起旗子:“各位,出发了。”
英国那边上来一个穿风衣的老头,头发梳得一丝不乱,手里拎着一把长柄黑伞。德国那边上来一个高个子女人,短发,灰蓝色眼睛,背着一个旧帆布包,上面印着一行德文。两个人隔着过道对看了一眼,没说话。
车上没人打瞌睡。英国人小声聊着天,德国人翻着地图。小赵站在前面讲注意事项,说了一遍英文,又重复一遍德文。讲到“广场上人很多,大家跟紧”的时候,英国老头举起手:“导游,我们站第几排?”
“前排,我尽量。”
老头点了点头,把伞靠在座椅旁边。
德国女人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东西,小赵瞥了一眼,是个巴掌大的铁皮盒子,上面有花纹。她把盒子放在膝盖上,手指在上面来回摩挲。
到了广场,安检排了二十分钟。小赵数了两遍,十八个,都在。凌晨四点的天安门广场,风从长安街那头灌过来,英国老头把风衣领子竖起来,德国女人戴上了帽子。
五点零二分,国旗护卫队出来了。
小赵站在人群后面,踮着脚看。他的团站在旗杆西侧,位置靠前。国歌响起来的时候,他听见身后有人跟着唱。回头看了一眼,不是自己团里的人。
国旗升到顶,人群散开。小赵转过身,开始数人。英国九个人,德国九个人。他数到第八个的时候,停住了。
德国女人蹲在地上,膝盖旁边放着那个铁皮盒子。盒子打开了,里面是一张照片,黑白的,边角卷起来了。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,站在一个城门楼子前面,背后写着两个字,小赵没看清。
小赵走过去,蹲下来。“女士,您没事吧?”
德国女人抬起头。她眼圈红了,但没哭。她指了指照片,用带口音的英语说:“这是我父亲。”
小赵看着照片。年轻人穿着军装,背景是前门。照片右下角有一行手写的德文,还有日期:一九三八。
“他来过北京?”
“他在这里住过四年。”德国女人把照片翻过来,背面有一行中文小字,墨水淡了,但还能认出来:“一九三八年,北平。”
小赵心里一紧。
德国女人站起来,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她比小赵高半个头,灰蓝色眼睛直直地看着他。“导游,我想问你一件事。照片上的这个地方,还在吗?”
“前门。”
“对。我父亲说,他每天早上都在那里看升旗。那时候是日本人的旗。他说有一天,他看到一面不一样的旗,只升了一天,第二天就没了。他记了一辈子。”
小赵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德国女人把照片放回铁盒,盖上盖子,揣进帆布包里。“我父亲战后回了德国,开了一家小书店。他从来不跟人提中国。我小时候翻他的抽屉,翻到这张照片,问他这是哪儿,他说,是北京,是北平。我问他还想去吗,他说,去不了了,太远了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他前年走的。走之前跟我说,你去北京看看,看看升旗。我说好。他笑了,说,你别坐飞机去,坐火车,从莫斯科走,西伯利亚铁路。我当年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小赵看着她。
“我没坐火车,”她说,“太远了。我坐的飞机。但我在莫斯科转机的时候,站在机场里,想了一下他说的那条路。”
回大巴的路上,小赵走在德国女人旁边。英国老头走在前面,举着伞当拐杖。到了车上,德国女人坐在第一排,英国老头坐在她后面一排。
车开了,没人说话。英国团的人看着窗外,德国团的人低着头。
过了几分钟,英国老头站起来,走到第一排,在德国女人旁边坐下。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,放在膝盖上。是个小铁盒,比德国女人的那个更旧,漆都掉了。
“我也有一个。”英国老头说。
德国女人看着他。
英国老头打开铁盒。里面是一枚硬币,银色的,上面有一个洞。洞是穿绳子用的,绳子已经没了。
“我父亲是英国海军,”老头说,“一九四九年在长江上。他回国的时候,从船上带下来这枚硬币。他说是一个中国老太太塞给他的,让他保平安。他不会说中文,老太太不会说英文,两个人比划了半天。”
他拿起硬币,对着车窗外的光看了看。
“他一直带着,带了四十年。去世的时候,放在我手里。他说,你替我还回去。我问还给谁,他说,还给中国,随便哪个地方,埋了就行。”
车上还是没人说话。
英国老头把硬币放回铁盒,盖上盖子。“我本来想埋在长城上。后来想想,还是撒在广场上吧。看升旗的时候,我站在那儿,手里攥着这枚硬币,攥了一路。国旗升起来的时候,我松手了。硬币掉在地上,滚到前面一个人脚边。那人低头看了看,没捡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想提醒他,那是我父亲的。但我没开口。”
德国女人看着他,问: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人散了,我回头去找,找不着了。”英国老头笑了笑,“找不着就算了。我父亲说随便哪个地方都行,广场也是地方。”
大巴开过长安街,路边的树往后倒。德国女人把铁盒拿出来,打开,看着照片上的年轻人。英国老头也把铁盒拿出来,看着那枚空了的硬币位。
两个人就这么坐着,各自看着各自的东西,没再说话。
小赵站在前面,拿着话筒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带了六年团,见过在长城上哭的,在故宫里吵架的,在烤鸭店喝醉的,没见过这样的。
到了颐和园,小赵招呼下车。德国女人和英国老头走在最后面,并肩走,但没说话。进了园子,走到昆明湖边,德国女人停下来。
她打开铁盒,把照片拿出来,对着湖面举着。
“爸,我替你看了。”她说,用的是德语。
英国老头站在她旁边,把铁盒里的那枚硬币——不是丢了的那枚,是后来在酒店抽屉里找到的备用硬币——攥在手心。
“爸,我也替你扔了。”他说,用的是英语。
两个人把东西收好,跟上队伍。小赵走在前面,举着旗子,没回头。
大巴回酒店的路上,小赵又数了一遍人,十八个,都在。英国老头坐在最后一排,德国女人坐在他旁边。两个人靠着窗,各看各的一边。
车到了酒店,人往下走。小赵站在车门口,一个一个送。德国女人经过他的时候,说了一句中文:“谢谢。”
小赵愣了一下。她说得不准,但能听懂。
“您什么时候学的中文?”
“昨天晚上,”她说,“学了一句。就这一句。”
她走了。英国老头跟在后面,经过小赵的时候,也停了一下。
“导游。”
“嗯。”
“明天还有升旗吗?”
“有。”
“给我留个位置。”
小赵看着他,点了点头。
英国老头走了。小赵站在车门口,风从长安街那头吹过来,凉飕飕的。他掏出手机,给公司发了条消息:明天升旗,给我也留个位置。
一车沉默,装着两个国家的思念。隔了一条过道,谁也不认识谁,心里装的却是同一件事。
你有过替别人去看一个地方的时候吗?